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是否优秀，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股强大的自洁势能。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，绵延三千年，至今依然成为全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，这种文化的自洁素养与廉洁自觉、自信和自律能力起着重要作用。

中华文化的廉洁意识从何而来?其答案就在于去污自洁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。这既是我们民族廉洁素养的历史存在，也是民族自觉的文化根基。早在战国时期，这种廉洁自觉就显露出来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说：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。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现在看来，这“六计”也就是“六廉”，即以善能、高效、谨慎、公正、守法、明辨为“廉”。此之谓“既断以六事，又以廉为本”。这不仅对后世的吏治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，而且也可以说开启了民间的清官情结。

历史上，确实不乏奸臣当道的时期。然而，这些贪官污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相反，历史上一大批清官廉吏，却永远活在民众的口碑之中。清官们“苏世独立横而不流;秉德无私参天地兮”而名垂史册，照耀着中华文化灿烂星空。这就是一种廉洁自觉。它不仅体现在官场，而且深深扎根于民间。多少书香人家甚至底层百姓的家训族规，都书写着一个“廉”字，告诫子孙不可与贪字沾染，后代犯贪赃罪者可开除族籍，不许入祠堂，不是贤子孙。这不仅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，也是一股强大的廉洁自觉意识。

宋代一位长期担任基层官员的理学家周敦颐更是将莲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精神大力张扬出来，“官清赢得梦魂安”，将中华文化“去污自洁”的免疫自觉刻在我们民族的脊梁上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如周敦颐者，既不是达官显贵，又不是功臣名将，但是却能在死后不久，被朝廷配享孔庙，享受世代祭祀，极大地张扬了民族文化中的廉洁自觉精神。

廉洁自信是对廉洁这一社会价值观的自信和力行，来自于去污自洁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，夯实了廉洁文化的深厚根基，转而化为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担当精神。从廉洁自觉到廉洁自信，正是廉洁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力支撑，“民不畏我严，而畏我廉;民不服我能，而服我公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为官之道，以廉安身，以廉立命。不仅增添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，更让后来人看到廉洁的榜样力量，确立起廉洁自信，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。那种高蹈的自信和崇高的使命感驱使着廉官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。

有了廉洁自觉和廉洁自信，才能坚定廉洁自律。主要表现在先忧后乐的民本情怀和艰苦朴素、清俭自持的廉洁品格。后世对先忧后乐精神有着高度认同，苏东坡称赞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虽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。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。”毛泽东两登此楼，对蔡和森说：这先忧后乐的思想，较之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的提法，境界更高了。刘少奇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书中将“先忧后乐”列为共产党人的修养准则;胡耀邦则将“先忧后乐”列为中华民族三大传统美德之一。正是先忧后乐这一廉洁文化美德，促使清俭自持、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成为历史的主流，作为炎黄子孙，华夏儿女的我们自当传承，历久弥新，发扬光大。